【申论热点】2019-12-31期-互联网经济如何向善?

发布时间:2019-12-31 15:50 | 编辑:申论热点,互联网,经济 | 5 次浏览
当前,由科技革命孕育的互联网经济已成GDP重头,但其迅猛发展中伴生的责任与诚信等问题愈加突显,对监管向善提出严峻挑战。在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的背景下,如何减缓其双刃剑效应中的负面作用日益受到社会关注。 12月28日, 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一届创新中国论坛上,来自科技、经济、政策与哲学等领域的专家对新科技革命及互联网产业发展态势作了深度解析,并就科技、人文如何在制衡中协调发展展开争鸣,为共建美好未来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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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31期恒全课堂申论热点   来源:《中国科学报》

互联网经济如何向善?

当前,由科技革命孕育的互联网经济已成GDP重头,但其迅猛发展中伴生的责任与诚信等问题愈加突显,对监管向善提出严峻挑战。在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的背景下,如何减缓其双刃剑效应中的负面作用日益受到社会关注。

12月28日, 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一届创新中国论坛上,来自科技、经济、政策与哲学等领域的专家对新科技革命及互联网产业发展态势作了深度解析,并就科技、人文如何在制衡中协调发展展开争鸣,为共建美好未来建言献策。

双刃剑的正负面

互联网经济一出现,便成为重塑经济版图的强大要素,其在中国发展更是“活力四射”。早在2013年,我国互联网经济所占GDP比重就已超美国。今年5月国家网信办相关报告指出,2018年数字经济对我国GDP贡献超过30%,数字化新业态不断涌现,我国网络支付用户规模已达6亿,占人口比例的42.85%。

与此同时,由于不良因素侵入,互联网经济也成为风险重地。“其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互联网经济发展中存在有不良动机和实质的‘巧妙金融行为’,存在明的和暗的不诚信问题,以及规范约束不到位的不健康问题。”国家行政学院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邱霈恩说。

此外,互联网或数字经济也在改变着人们对社会和人自身的定义。“数字经济对世界和人类产生的影响可能表现在三个方面——‘国将不国’‘家将不家’‘人将不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说。

对此,他解释说,互联网科技让人们可以超越国界工作,在万里之外为一个企业服务,未来国与国之间的边界会越来越模糊;同时,传统的家庭养老、看护后代等工作将被取代,家庭能够给人带来的价值越来越少;此外,器官移植、信息植入等技术也会让“我不再是我”。“这将让人们再次回到最原始的哲学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苏剑说。

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萧国亮就此重申了互联网企业“要学会戴着镣铐跳舞”的观点,但他同时指出,这还远远不够。“在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需要大声疾呼人文主义的回归。”他说。因为科学主义的互联网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人文主义的导向性,高效率不等于高效益,如果办了错事,后果不言自明。

监管向善放与管

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组合进化开拓了更为自由、开放、共享的平台,为人类发展提供了更多现实可能性,也带来诸多挑战,存在伦理失范的可能性。“比如隐私保护、信息鸿沟不断扩大、信息爆炸、信息过载与碎片化、人性弱点的共振放大等问题。”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徐保军举例说。

在他看来,科技关乎事实命题,是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向善关乎伦理取向,是解决人们“应该怎样”的价值取向问题。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科技”与“向善”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因果。

网络空间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黄璜认为,监管向善有企业向善和科技向善的区别,前者是将新技术无偿或低价用于支持公用事业或公益事业,后者则是企业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尤其对于后者,他认为,在互联网监管通常说的“放管服”中,“管”是短板。

由此,他提出监管科技向善的可能框架,即一个核心——数据权力和权利的界定;两个方面——用数据的监管、对数据的监管;几个原则——监管安全、监管服务化、监管平等、监管可控(透明)等。

谈及对互联网经济发展的个人体会,论坛主办方代表、中国科学报社社长兼总编辑赵彦认为,应该对互联网的发展及其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予以充分肯定。“我们需要正视互联网发展对人类社会,尤其对中国社会产生的负面作用,但绝不应该过于放大存在的问题。”

赵彦认为,互联网监管应该向善,即适度而不是过度,比如对有些企业成立“打头办”“打美办”这样的竞争行为,是以向善为牵引适度规范,还是一棍子打死,就特别考验监管者的治理水平。“如果监管不到位,或监管过度,导致行业被监管致死,其为人类创造福祉的目的也就无从谈起了。”赵彦说。他认为,应发挥政府、公众和互联网企业的高度协同作用,实现建设性的监管,把互联网经济做大做强。

对此,邱霈恩也赞同互联网监管不能超越监管职责、法定权限,不能任意施展权力、滥用权力,否则其本身就是违法的,本身就是恶。“不能用恶解决恶的问题,只能用善。”他说。在他看来,当前对最前沿的互联网经济的监管仍然有标准设计不到位问题,甚至存在盲点盲区和很大的风险点。只靠政府和学者的良心没有用,要把政策和技术结合起来。

共筑平衡新体系

新科技革命孕育了互联网,互联网不断为新科技革命赋能。两者互相加持,能级不断放大,其双刃剑效应也愈加凸显。这再一次把60年前英国科学家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即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之间的文化割裂摆上了桌面。

对此,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晓明认为,应该用双向逻辑看待这个问题,正向逻辑是数字经济让工业经济形态下的人转变为数字经济形态下的人。而反向逻辑则是如何用人文的价值来反向定义哪些科学技术应该被导入经济社会系统,最终形成一个平衡点。

“科学也好,技术也好,包括数字经济都具有工具属性,其本身是中性的。”王晓明说,能否让这些工具为人类更好地服务,起关键作用的不是互联网本身,而是制度。“制度是帮我们把工具属性、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连接到一起的一个桥梁。”

此次论坛上,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为与会者勾勒了本世纪或将实现的一幅图景:人的再生永生和人类进入太空旅行。

何传启预测,21世纪有可能发生两次新科技革命和两次新产业革命——以新生物学和再生革命为引领的第六次科技革命(2020~2050年左右),和以新物理学和时空革命为引领的第七次科技革命(2050~2100年左右);以及21世纪上半叶由仿生和再生技术推动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和21世纪下半叶由能源和运输革命推动的第五次产业革命。“这些科技和产业革命将塑造一个新的世界。”他说。

“发现世界上的新现象新规律、创造新工具是科学家的职责所在。科学家的工作就是发明‘锤子剪刀布’,这些工具怎么用则主要是社会、政府和企业的事。”何传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他看来,未来的世界是科学家要创造一个新的知识体系,而人文学家、社会学家要创造新的文明的制度体系和文化体系,“两者相互配合才能建设一个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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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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